陶孟和的这一理念和他对经济生活和职业的研究旨趣密切相关，囿于篇幅，笔者无法在此一一展开。与同时期其他学者对民众教育的关注点稍有不同，(8)比如：民众教育以民生教育为基础，倡导生产教育。见许刘英对邰爽秋的讨论，许刘英：《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21卷第1期，第61-62页。陶孟和强调经济生活背后的文化理想。在他看来，英、法、美诸邦的共和理想，最早限于政治，并一直以政治为核心，民之所争常为自由，为平等，为政权。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权利之争更是表现为利益之争，并且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经济生活中蔓延出来。这是他在写作北平人力车夫的现状和生活费研究时目睹的现状。无论是城市的贫民还是乡村失去原有土地产业支撑的流离失所的农民，他们在物质匮乏之外，更面临着缺乏能够照顾他们身心稳定的社会生活，他们面临物质与道德精神的双重赤贫。而这样一种状况的改善在现有的市场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问题和涂尔干论述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的缺失有共通之处。涂尔干说，商业职业本身缺乏组织的状况，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在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很难建立职业伦理[3]14。无论是古典经济理论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都要么认为经济协约的自由法则可以调节自身，不需要外在的约束力，或是认为可以通过物质材料的再分配来改变内部的无序。但是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如果没有道德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功能，否则就只剩下个体欲求了，如果个体欲求本来就是无限的，得不到控制，就不能控制自身了。竞争冲突一旦爆发，就无法将其引入正常的发展，因为它不知道哪里才是限制，即便达成短暂的和平，它也没有任何道德的基础。所以，经济生活中一定充满了摩擦和冲突。如果我们把混乱无序的状态当成我们趋附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就会把疾病与健康混为一谈。”[3]14涂尔干因此说：“人类的秩序状态与和平状态，不可能依靠纯粹的物质根源或盲目的机械论而自发地形成。”[3]14要改变这一状况，要看到经济生活本身不是目的，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社会生活的和谐，尤其是结合心灵与意志的和谐，才是根本的目标。

与涂尔干类似，陶孟和同样把社会作为一个优先的总体性的存在，他认为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制度，不过是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劳动者来说，工作除了满足生存意义上的物质需要之外，最重要是提供健康的社会生活。如同涂尔干追溯起源于罗马的宗教社团(collegium)的法团(corporation)组织时指出，法团原本并没有专注于狭隘的职业特征，积累资本发展企业这样的功利目标是次要的，虽然它也会组织起来维护团体的共同利益，但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它存在的最主要理由。法团首先是一个宗教社团，法团各自尊奉的神灵、仪式和节日，对成员的生老病死有所看顾，具有罗马家族组织的明显特征，法团成员之间有深厚的兄弟情谊。虽然法团组织不能直接对应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类组织，超越物质利益的利他精神在陶孟和早期英文著作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却多有提及。他多次提到中国家庭之中体现的利他精神(altruism)，即忘却自我，它的原动力并不是为了凸显一种德行(personal distinction)，让别人期许的牺牲，而是对家庭代表的社会生活的全身心投入。中国的家庭关系并不是完全的血缘关系，而是一个社会生活，出于对于传统的敬意，才把人团结起来，对家人的情感也扩展到直系亲属之外。[31]75这样的道德情感同样密切地渗透在邻里、宗教和各类有形或是无形的社会组织中，所以传统中国社会虽然遭遇普遍的贫困，没有良好的基础建设，但是它有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有些是隐而不现的临时组织(ephemeral organizations)，它们提供互助，照顾人的生老病死。在陶孟和看来，普遍的贫穷状态，但是社会纽带和社会生活的强度很高，这种状况比贫富悬殊、社会关系瓦解破裂要好得多。当回到令人沮丧的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时候，陶孟和敏锐地看到，现代的职业生活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生存和利益问题，更进一步是它是否能够恢复社会纽带，滋养社会生活，让人找到归属的和平与快乐，而不是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迷失自己。(9)涂尔干是这么来描述为什么社会生活是值得向往的：“所以，当个体共同拥有同样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就不仅在于维护这些利益，或通过同伴之间的结合来保证自身的发展。甚至说，他们结合在一起，只是为了垮了，他们可以融入同伴之中，不再会感到在他们的对手中迷失自己，这种快乐也是共同生活的快乐，简言之，就是用同样的道德目标来引导他们的共同生活。”(涂尔干，2006：28)如果平民教育在提供基本职业训练之外，能够重建劳动者的社会生活，那才是它的目标所在。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1/0203/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