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陶孟和认为学校虽然是诸多社会组织的一员，但是学校对社会整体承担了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承担的责任，那就是对社会的风尚与制度的传递以及改造的责任。[12]85虽然教育是以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与幸福为己任，但个体的智识、情感、道德的丰富与进步却是与家庭、邻里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教育社会学即是将这一层关系打开。教育不再是个体修养的提高和改善，也不仅仅是制度知识与技术的传承，而是能够培育和改革社会风尚。陶孟和在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民治思想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他这一思想最凝练的表达。

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个国家的命运深刻同情，也深切感受到国家主义扩张带来的阴影。他认为，现代国家承认国家至上的主权，但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的组织，决不能适应人类的大同生活。但同时，他在谈及留学生问题和公民教育的问题时，多次谈到爱国情感之重要。比如，他认为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必须接受完备的国内基础教育，因为年幼的人对于祖国的观念太单薄，“这里所说的对于祖国的观念并不是指爱国心，乃是了解其所居的国家的情形的意思。所以他们对于本国真正的情形终觉隔膜，更不知道从何尽力起”[17]153。因为不了解国内的情形，健康的爱国情感无从培育，最好的结果就是养成一个良善的外国居民。陶孟和所说的爱国情感，并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实际情况深入了解之上的依恋与忠诚的情感。他反对各种以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他感叹现代人总是对于问题有一个主义的主张，然而对于实际情形缺乏认知，并进而缺乏真正为他者的道德情感。

那么究竟什么是爱国情感？史密斯说教育不是培养操弄政治的政客，也不以知晓治国术为终极目标，而是能够培养思想独立，但却能够为群体生活发挥作用的个体。教育培养爱国者，史密斯指出：“富有动力的爱国主义只有在群体的情感生活中才能够培育出来。”[14]34现代国家的地位不取决于精英的智慧，而是整体国民的社会标准、社会习俗和实践能力。[14]147社会道德和稳定对于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的衰落是社会组织的衰落。教育不仅是提高国民的经济生活能力，提供职业训练，更重要是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强度。所以，在陶孟和看来，国家只是总体性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政治并不代表超越社会生活的意志，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某种共同生活，而政府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制度。成为公民当然要了解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只重视政治制度则只会培养狭隘的国家主义，以政府为唯一重要的社会组织。要看到，政府不过是政治生活的一方面，还有家庭、学校、职业等组织(“公民教育”)。现代教育应包含公民教育，后者并不只是讲授抽象的公民权利与身份，而是要深入到社会如何组织，包括人口、职业、移民、种族、家族和乡村种种。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制度并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而是人民政治生活的表现。一个社会的组织、标准和风俗与习惯，会影响国家力量的强弱和意志的表达。比如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表面无关，但是家庭的氛围不好，产生的个人在政治活动上的道德程度就很低，长远来看会败坏国家力量。所以充实公民素质才是国家力量的体现。一国文化的高低，首先要看公民的嗜好标准。因此，国家的强弱最后落实在国家之中的人是否有责任心和道德感，能否推动群体的事业，根本在于教育是否有效。

陶孟和进而从国家谈到民治思想。现代社会趋于建立民主制度，但是民治的根本理念并不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联合的生活”，一种“共同经验的交通”。[12]142人们因为要共同生活，所以要产生维系共同生活的事物，个人对这个事物不能任意独行，而是要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改变。所以，种族、阶级乃至国家之间的隔阂，要随着共同生活的融洽而逐渐打破。与同时代杜威等教育家思考的问题相同，陶孟和看到民治的根本在于如何创造富有动力而强韧的真正的共同生活。在民治社会中，教育的任务极重，因为“在各种制度之中，民治是最费事、最不经济、最负责任的”[12]149。在独裁社会，只需要一人或是少数几人负责任，然而在民治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努力和负责任。所以不肯努力的人和不肯负责任的人，在民治社会中是没有自己位置的，不知道他所应做的事业为何。人类如果愿意省事、经济、少负责任，就能过好的生活，最好采用开明专制。但是民治仍然是最高的理想，在其中，个人能够尽其所长，发挥他的真我，能够拥有丰富的生命，那整个社会必然也会更繁盛，而不止于安居乐业。所以民治社会的理想不止于社会秩序的安宁，而是能够融合个体差异，让每个个体实现其丰富的生命。这样的社会对个体提出极高的要求，那些身心怠惰、意志薄弱、追求安逸的人都无法胜任在民治社会中生活。人必须拥有能够在差异纷呈的社会中过共同生活的能力，需要对自己尽责任，需要对他人有深刻的理解同情力，他必须有相当的知识程度，才能够养成自治的能力。不然，社会就会破裂。民治社会容易滑向无治的社会，它要么陷于纷争扰乱，要么产生很多的野心家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失败的民治社会产生政奸(demagogue)，政奸不是人民的真领袖，但是能利用人民的弱点，满足其自私自利的野心。民治国家容易产生一种狂热，崇拜低能的领袖。因此教育就格外重要。教育让人习得自由的能力，人不仅能够懂得选择和辨识，而且知晓知识越高，责任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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