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陶孟和认同史密斯的主张，认为以往的教育过多关注教(instruction)的方面，过多强调教的方法，似乎教育一直是针对个人的事务，教育思想也一直从哲学思想中来，而不是对社会的研究。而顺应现代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宗教组织乃至特殊的学校传统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公共事业。正如库伯里(5)埃尔伍德·帕特森·库伯里(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1868—1941)，美国教育家，也是教育管理领域的先驱。为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导论》一书作序。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授，后来成为院长。库伯里强调美国教育的崛起是提高识字率、民主和平权的强大力量，也是高等教育和高级研究机构的坚实基础。他主张对无知、削减成本和传统主义进行启迪和现代化，尤其在这些传统中，父母试图阻止孩子在智力上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库伯里帮助激发学生成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公民使命。库伯里是当时最重要的教育管理理论家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学校行政管理没有理论或科学依据，没有正式的教科书教授教育管理。库伯里指出教育管理者应从经验中学习。确实，教育行政管理职位通常是政治上的劣势，几乎不需要正规的教育培训，而且大多数大学缺乏教育部门。对史密斯的论述所概括的那样：“教育应该要服务于能够为更多人争取民主的机会并且能够让个体更好地服务于国家。”[14]此前的教育一直从学校的个别传统中寻找滋养，而不是将学校纳入广大的社会环境。而当社会民主化和复杂程度日益升高，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很难分离，孤立的学校传统已经不再能够胜任教育的责任。这是扩张中的公立学校的处境，也是史密斯及与他同时代的杜威等讨论教育与民主社会关系的出发点。社会把教育接受过来，教育的目的也不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更大程度的社会福利。“希腊和罗马教育期望能够培育强健的身体和强健的心灵。”[14]12一直到中世纪，教育都是如何看护个人的灵魂，直到卢梭。在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福禄贝尔(Froebel)和赫尔巴特(Herbert)那里，教育才有了一些社会目标。教育一直把精神性文明的传递作为最根本的目的，这是以个体为目标的教育理想。而现时代的教育理念，受到杜威的影响，认为个人应该在有强健的身体和灵魂同时，能够传递文明精神之外，还能够和他生活的环境有积极而协调的关系。不以社会服务为目的的教育是有害的，因此史密斯指出：“有强健身体与灵魂的人能够同样行善和为恶，这经常被证明。”[14]13

史密斯对教育的社会性的论述极大程度上影响了陶孟和。一方面，陶孟和认同教育面对的是心灵，是对个体性情的培养。比如在《社会与教育》第六章，他指出，教育无法抹去个人，教育的心理学作用，如情绪、思想、观念和意志都是属于个人。而良好的教育能够培养个人“深厚的情绪”[12]25，这个情绪可以是道德感，更可能是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力。但是如何才能让人怀有深厚的情绪？传统的关注个人内在修养的教育方式并不是理想的方案。陶孟和虽然对传统的士的教育着墨不多，但却是他思考现代教育出路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谈到，教育不能只是倡导高尚的理想，如果办教育的人不知道社会情状，那就是“与实际生命不相连属”[12]20。如果脱离社会而追求高尚的理想，陶孟和称之为“精神的自杀”[12]32。这一问题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庚子以后变得日加显著，因为“原来的士的阶级逐渐膨胀，一方面原来的前途(如书院、幕僚)被废止，另一方面他们向上攀附的心气越来越高，黠智者变成高等游民，结交权贵，成为政府或是私人的食客，抱本守拙者成为书记员充斥衙署局所”[7]20。如果教育仍然以传统修养为目标，培养过时的统治精英，而无视社会巨变，它就会不断造就这样一些无用且堕落的职业志向，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而让教育有所出路，让教育对个人有所助益，就要让它能够面向社会现实。

这个社会现实，是近代巨变中逐渐展露的现实，也是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追溯自18世纪以来愈益迫切需要把握的物的世界。它需要借助新的概念工具(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与统计学)、新的理想观念，才能够被把握得住。[2]401-404这就是陶孟和所倡导的社会学所要完成的事业。社会学关注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它并不是由简单的社会理想构成的，而是包括复杂的层次和精妙的关系，它是总体性的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学的方法才能够揭示出来。这是该书第三、五、八、九、十、十二、十三章着重阐述的内容。简而言之，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不能脱离遗传和与环境的关系。人所处的周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比如地理、气候、土壤、河道等分布，会长期塑造人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从而影响人的性格、气质和观念。它也包括社会环境，比如人口增长、流动而带来的人口密度的变化，依托一个地方地理、物产而形成的特殊产业结构等，皆会对人性格、气质的形成，乃至人生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整体对人的风尚(ethos)产生影响。当我们讨论教育制度的时候，必须看到制度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充分把握之上。反过来，正因为教育能够贴近社会基础，它能够滋养人对于自己所居之地方乃至国家的感情纽带，并进而培养一种有益的道德热忱：“所谓地方感情并不是盲目的崇拜乡土，乃了解地方，对于地方的前途希望，表热诚的同情。”[12]48陶孟和对道德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和史密斯著作中贯穿的精神高度一致。史密斯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首先是情感的和道德的。道德是风俗，是社会化的习俗，它表现为个体的习惯，对群体长期的生活至关重要。“道德教育不仅要求正确的伦理洞察，更要求形塑行为道德习惯的训练。”[14]36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1/0203/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