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陶孟和论述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人与人相集之团体”，因其永存，不同于“动物之聚散靡常”。[26]4社会之关系，至繁至密。它不等同于公司、学校或任何某一特定团体，而所有这些团结一起构成人的全部生命，它是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人如何被这些关系塑造，还在于能够揭示这些团结或者关系背后迥异的精神或者理念。比如“我”之于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是皆与生养攸关，可称为生命之关系”[26]4-5；“我”在日常劳动和事业之中与他人共处，“是为经济的或事业的关系”[26]5；“我”在国家主权下，“负责任、享权利，是为政治的关系”[26]5。更进一步，我们与他人心灵交通，“有所进益、增益思想”[26]5是为智识的关系；而崇高信仰，洁己修行，“明人人之道”[26]5，是为伦理的关系。这些关系都将充实人的心灵。这些繁复的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生命的整体，而本质是观念。所谓的社会制度，“非具体之制度”[26]6。就具体制度深究其本，“咸不外乎一种道理之表象”[26]5。从历史和经验上去研究这些社会关系的安排及其背后是其所是的观念，才构成社会学理想。它们能够从道理和观念上揭示出社会组织安排的内在价值，这也是社会学的教育意义所在。

对此，陶孟和直言，中国人对生活之道，素来欠缺研究。他回忆在剑桥大学藏书地方翻阅各地志书，见到江苏某县志书中载有该处人民业蚕桑，每日清晨有贫民“植立桥畔待雇，日得工资若干文，不得者皆懊丧回家”[27]60。陶孟和认为其写出了人民经济状况，如经济竞争、生活程度和实业问题等，而且志书中还有风俗和婚丧礼节，但是这些信息都过于简单。他从中看到，中国人欠缺对生活之道的理解。他写道，生活包含两个意思，一就是生存的意思，而更深一层则是生活之道，指的是诸如“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乃是人所特长”，即文明之意。“文明愈高，则人的生活之道愈精细，愈高尚”，所以人不是只求生活，还需要去求生活之道；“若生活不得其道，则宁可舍去生活，亦不为憾”[27]60。社会学要以探索生活之道为目标，让人明了社会生活安排之道，进而丰富而非贫乏对人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理解抽象的权利、义务与社会团结之需要。

更进一步，让个体明了生活之道，不是知识分子的理想，而是民治社会中全民教育的理想。陶孟和多次讨论平民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平民教育不只是识字教育，为了让工人能够看懂广告单，让车夫可以认识街道，厨师可以记账，那样就太“亵渎平民教育的尊严了”[28]147。人认识了字是为了“开拓眼界，发展心灵，发展意志”[28]147。所以，有关社会的知识应该成为平民教育的内容。同时，对社会的知识不仅是经验的，也是观念上的，富有精神性的，能够在超出经营日常生活的维度上，提供日常工作生活应该为何的道德理想。陶孟和高度赞扬德国战时之教育改革，认为德国国民教育不应该只被认作军国主义教育，它提供了一种他称其为“文化共和”的理念和实践。比如，德国平民教育，不只是补习学校和短期集会，而注重历史、文学、社会改良、伦理、哲学和宗教。并不是追求高深之学术，而是陶冶人格，开通眼光，设科之宗旨，“不为智识，不图功效，而惟求其及与精神道德之影响。”[29]147精神性在陶孟和看来是民治教育最容易忽视而尤其应该着力之处。

正如涂尔干在讲到审美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时指出，虽然道德以纪律为基础，对艺术的偏爱恰恰需要摆脱现实的限制，两者似乎道不相同，但是对艺术快乐的偏好，一定伴随某种超越自我的倾向，也就是某种超脱或无私。[9]258当一个人唤起对美的喜爱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了通向无私与牺牲的道路。任何能够让个人倾心于超出自我经验目标的事物，都能在他身上培养道德根基的习惯与倾向。艺术蕴含着“对各种最粗俗的物质利益的漠视、超脱和疏远”[9]263。因此，艺术能够为我们的感情和意志增添一种精神的色彩。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陶孟和倡导之文化共和的理想。他寄希望于平民教育能够在最基本的职业训练之上，让劳动者体验到超出日常经验的文化生活。在他看来，这才是劳动者尊严所在。平民教育不只是劳动者的技能或是职业训练，而是能发展劳动者的精神。用陶孟和转引自魏奇(7)爱德华·魏奇(Eduard Weitsch，1883—1955)，德国教育学家、小学教师和平民教育理论家。他被认为是魏玛时期平民教育新方向的代表人物。[29]的话说，劳动者对其从事的职业要有深远的眼光，“须以非常之精神，从事于故常之事业。”[30]199所以，平民教育不应该成为党派运动，也并非专谋某一阶级的利益，它和社会党或劳动党提倡的劳动者教育相异。它的目标在于如何使物质的事业富有精神的含义，让高尚生活普及市民，使得市民有自我发展之机会，那么人人都能觉悟其责任心。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1/0203/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