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有关教育的论著没有如他在社会调查与经济史方面的贡献广为人知。 他的教育论述主要集中在《社会与教育》一书，以及散见的涉及大学教育、学制改革、平民教育、青年人问题的观察与时论文章之中。然而自民国以来，几乎所有教育社会学的教科书都会把陶孟和的著作看作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端之作。同时，陶孟和本人在北大任职期间 (1914—1928年)，参与了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也是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的思想深受英美社会学、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对于教育社会性的论述因此与同时代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他关注劳工与职业问题、阶级与贫困问题、城市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失范、现代家庭的变革等社会秩序问题。这些无一不让他对发源于西方的教育社会学产生共鸣。本文旨在辨析陶孟和如何理解教育的社会性，他引导我们看到教育要从个体性的教养模式中解脱出来，认为无法洞悉社会制度、习俗、情境对人性塑造之影响的教育学是有缺陷的。以此为基础，教育也要更深刻地在社会进程中发挥效用，它并非通过直接的制度改革，而是逐渐深入地重塑社会习俗与风气。

一、从个人教养向社会教育理念的转变

《社会与教育》一书是陶孟和教育社会学理念的集中阐发，也是第一部由中国社会学学者完成的教育社会学专著，首次发表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这一著作包含的核心理念与同时代教育学的转向密切吻合，简而言之，教育不再执着于对理念的探寻，而是关注教育的现实状况。比如，涂尔干的学生福孔奈(Paul Fauconnet)在对涂尔干教育思想背景的论述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教育社会学引领了新的方向。[9]280当时，德国已经创造出了社会教育学的方法，美国也提出了教育社会学。德国的教育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教育，更加注重为社会生活培养人，培养公民的教育体制，即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所说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2)凯兴斯泰纳(1854—1932)，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凯兴斯泰纳提出了公民教育理念，他将职业教育看作公民教育的关键。通过公民教育性质的职业教育，人们能够培养与他人为了共同的善好而共事并控制自身所处环境的能力。凯兴斯泰纳提出的这种教育理念之核心目的在于为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的服务，其中就包含了受教育者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理念也包含培育人们管理组织机构的能力，在这些组织中，人们能够互相沟通、交流，彼此了解。凯兴斯泰纳的上述教育理念被认为同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颇为相似。尤其是凯兴斯泰纳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值德国经济民主化时期，以德国职工参与的企业管理(Mitbestimmung)为例，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且带给在企业中的德国劳动者以有力支持。(具体参见：WINCH CHRISTOPHER. Georg Kerschensteiner—Founding the Dual System in Germany[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2006,32(3):381-396.)美国则是把社会学当作一个主题引入课堂。涂尔干所说的教育社会学，是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去寻求行动原则或教育改革原则的反思性工作。[9]281社会学向它通常的敌人宣战，在道德、政治学甚至是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系统阐述那些能够保证个人或民众获得最大幸福的规定，却没有首先充分考虑他们的存在状况。[9]281虽然，从陶孟和的著作中我们无法看到他是否受过涂尔干的直接影响，但是涂尔干的这一主张，即不去先验设定应该如何教育而是考虑真正的教育情况，却正是他讲授教育社会学的初衷。

《社会与教育》完成于陶孟和在北京大学讲授“教育社会学”课程时期。在授课过程中，陶孟和主要受到史密斯(Walter Robinson Smith)出版的《教育社会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Sociology)(3)史密斯(1875—1937)，美国20世纪初期教育社会学家，1907年博士毕业于芝加大学，1903年起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系和肯萨斯大学的社会学系任教，代表作有《教育社会学导论》(1917)、《建设性的学校纪律》(Constructive school discipline)(1924)和《教育社会学的准则》(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1928)等。在《教育社会学导论》一书中，史密斯尤其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同于19世纪末期美国教育研究所采取的心理学方法，史密斯强调自己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要以群体(group)为单位，并以此作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路径。[10]和克劳(Frederick Redman Clow)(4)克劳(1863—1930)1899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1895年至1930年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系和奥什科什师范大学。克劳和史密斯在教育社会学有过直接交流，史密斯对于克劳的《社会学原理的教育应用》[11]予以肯定，尤其强调社会学知识在教育团体和机构中的应用。史密斯认为克劳对教育者而言特别有用。[10]的《社会学原理的教育应用》(Principles of Sociology with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这两本书的影响。[12]序言一这两本书代表了当时美国教育社会学的一般取向。其中，克劳的著作在内容和编排上对陶孟和的著作影响比较大。比如克劳谈及的社会构成元素，包括人口和地理区位(涵盖地理、气候、物理特征和交通)，还有人的社会性与沟通。而在谈及社会组织的时候，从以家庭为基础的初级群体一直扩展到政府和民主制度，这样的结构安排都反映在陶孟和著作中。同时，两者都体现了很强的社会进步与改良的旨趣。与克劳相比，史密斯对陶孟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更加显著，下文将具体论述。《社会与教育》一书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教育社会学创立的标志之一。在陶孟和写就此书之前，朱元善就曾编撰了《学校与社会训练》一书，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刊印，是一本以学校教育为核心、论述教育方法的文集。[13]53-60虽然书中有对于教育同社会关系的讨论，但是直至陶孟和《社会与教育》一书的出版，才真正有关于社会构成的系统知识，以及为何教育要靠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来奠基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传统教育学以个体为对象，关注个人修养的培养的思路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忽略了真正的个体以及个体生存所依赖的社会和共同生活。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1/0203/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