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士文化兴盛，园林因兼具物质和精神功能而成为重要的文化场所。明清文人造园活动普遍，在园中组织各种雅集活动，制作园林诗文集和园林图绘，这都是园林文化的重要内容〔19〕。建筑园林和组织园内活动，无不传达园主的艺术情操、思想情感和文学素养，实际上也塑造着园主的文化形象。康熙时期，统治者调整了文化政策，注意尊重并吸收汉族传统文化。艺术方面，康熙尤其欣赏、推崇当时盛行于文士间的董其昌的风格，模仿董其昌的书法且大量颁赐御书。清初“四王”继承发展了董其昌的绘画风格，因而被康熙认可而确立为清初正统画派。当时的文士文化经常被统治者吸收并汇整为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文化也不例外。避暑山庄的兴建紧紧围绕康熙的造园理念，体现统治者的审美情趣、治世之道和天下观。以避暑山庄为题材的绘画在当时的宫廷绘画中是一个热点，统治者积极组织相关的图绘活动目的在于树立园林文化的典范，《避暑山庄图》恰好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理想皇家苑囿的形象。园林本身是集建筑、文学、美学、思想、艺术、社会制度等多领域内容于一身的综合体，《避暑山庄图》不仅树立了新型皇苑绘画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冷枚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出康熙所建立的一整套文化体系的标准样式。

[清]乾隆 盘山图轴 162cm×93.5cm 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避暑山庄图》宏大的全景式构图彰显皇家威仪，象征性布局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园林与文人的“咫尺山林”不同，具有宏大的规模，可以利用其特权征集能工巧匠，荟萃南北造园精华。冷枚将秀丽的水景、广阔的原野、雄伟的山岳等几乎所有基本的自然景象汇于一图，显露出皇家园林的气势非凡。象征性的布局具有严格的等级意味，统治者位居中央，周围建筑景观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君主，一池三山的模式将园林塑造成人间仙境，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

3.青绿设色—意识形态的反映

《避暑山庄图》设色清新淡雅，浅绛渲染和青绿设色结合，不同于一般皇家苑囿绘画金碧重彩的华丽炫目，而是与园林朴素的自然环境保持格调一致，恰到好处地营造出静寂清幽的夏日景象，不愧为皇家避暑胜地。所谓“山有四时之色，风雨晦明，变更不一，非着色无以像其貌”，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提到四时山色的不同，画夏山用青绿，或合绿赭石，“画出绿树浓荫，芰荷馥郁，或作雨霁山翠，岚气欲滴，使观者翛翛然”〔20〕。青绿设色易浓厚，而难为浅淡，否则显得呆板，缺乏灵气。冷枚的设色正如唐岱所言，突出夏日山庄的葱翠，浓淡相宜，秀润不乏灵气。

除了冷枚的《避暑山庄图》，现存有乾隆年间励宗万《再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钱维城绘《御制避暑山庄旧题三十六景诗》《御制避暑山庄再题三十六景诗》，合称《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总体看来，避暑山庄题材的作品都是青绿设色。我们可以同乾隆“法皇祖避暑山庄之例”建造的静寄山庄进行对比，分析皇家苑囿图绘风格的差异。静寄山庄也称为盘山行宫，是乾隆时期建造的大型皇家行宫园林。静寄山庄兴建与清帝展谒东陵〔21〕联系密切，是沿途驻跸的主要行宫。清帝的谒陵活动主要是为了宣扬孝道，顺便体察民情。对静寄山庄的命名，乾隆在《静寄山庄十六景记》中阐释：“夫静者，山之体。其寄于天地也，恒得常焉！人生而静，则静亦人之体也。而恒不得其常者，则其寄，盖不如山也。余之以是取名，其亦所以自警也。”〔22〕可见乾隆希望通过此地寄静于林泉，以山水之静来寄托人生之静，把其作为息止自然的精神家园。乾隆临幸静寂山庄时最大的乐趣就是赏景赋诗或赏画题诗，基本没有过多的政治活动，因而此山庄的性质更像文人园林。所以与盘山行宫相关的图绘〔23〕，如乾隆御笔《盘山图》轴，董邦达的《田盘胜概》册、《盘山十六景图》卷，都为淡雅的水墨画。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二者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暗示着避暑山庄和盘山行宫不同的功能定位。

无论是青绿山水还是水墨山水，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儒家思想的色彩观对青绿山水影响深远。色彩在儒家“礼”的范围里具有严格的象征意义，色彩的运用要符合伦理、道德和礼制，提倡“和谐”“纯正”的色彩观。色彩和礼制对应，青、赤、黄、白、黑五色被视为正色，其中正色为尊，间色为卑。可见儒家对色彩的运用极为重视，色彩浓重的青绿山水是符合儒家的审美要求的。而道家认为“五色令人目盲”〔24〕，追求平淡、朴素之美。《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这里的“白”与五色中的白不同，指的是虚无之色。道家崇尚“玄学”，玄即黑色，把黑色视为天的颜色，谓之“天玄地黄”。黑白之色高于五色，可以派生一切色彩。道家朴素自然的色彩观促进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发展，与文人士族的审美一致。盘山行宫主要作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驻跸之地，相关作品的风格当然就偏重文人山水画的风格，恬淡的水墨山水恰好适合表现这样一座精神性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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