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帝王和贵族都以色示尊，华美富有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往往深得统治者的喜爱。避暑山庄初建时便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弘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提到：“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25〕后来，避暑山庄确实成为康乾时期第二个政治中心，政治功能比较强，设色相对浓重的青绿山水显然适合表现带有政治色彩的避暑山庄。

四、《避暑山庄图》之余绪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的《芝径云堤》诗中康熙写道：“游豫常思伤民力，又恐偏劳土木工。”〔26〕可见康熙深知统治者大兴土木建造奢华宫殿伤民心、耗民力的道理，因此明确指出“司农莫动帑金费，宁拙舍巧洽群黎”〔27〕，将“宁拙舍巧”作为造园的基本原则。《避暑山庄图》中的建筑以青灰色调为主，都是类似民居的简单院落，没有繁缛华丽的楼阁，表示与百姓关系的和谐融洽。画面着重山水树木的刻画，建筑掩映在山林丘壑之间，宛如自然天成之境。园中没有表现人物活动的迹象，只是在庭院或林中点缀白鹤、白鹿，增添几分自然野趣。康熙在政务之余，避暑山庄可以让他“静观万物，俯察庶类”〔28〕，学习古人“因物而比兴”，时刻督促自己勤政爱民、居安思危。不管是皇家园林还是皇苑绘画，实际上都体现着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避暑山庄图》选择这种特有的质朴风格显示出康熙“崇朴爱物”“撙节用度”的圣君之德。

乾隆皇帝深受祖父的影响，继承祖制，即位后每年都北巡塞外，驻跸避暑山庄。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乾隆对康熙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谨遵皇祖兴建避暑山庄“所以诘戎绥远，崇朴爱物之义”〔29〕，习武木兰，不忘家法。序中乾隆对自己扩建、完善避暑山庄的行为作了反省，奢华的汉、唐离宫别苑导致国破家亡，希望书此序以自戒，同时告诫后人不要沉溺游乐，玩物丧志。康熙营建避暑山庄希望后世子孙勤政爱民、不忘安危的用意同样表现在《避暑山庄图》中，睹物思戒，以示后人。

《避暑山庄图》承载着康熙的政治文化理想，冷枚创作的新型图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成为皇苑图绘的典范而被沿用。

康熙五十年（1711），玄烨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每一景作诗一首，六月下旬书《御制避暑山庄记》，五十一年（1712）命揆叙等大臣注解跋文，同年沈喻奉旨据诗绘图并着朱圭、梅裕凤镌刻。其后另有满文刻本和铜版刻本。汉文木版《御制避暑山庄诗》朱墨套印本中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置于每一景的诗与注后，采用文人园林图绘诗图结合的形式，有意模仿文人雅趣但是却有强烈的皇权意识。沈喻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表现各个分景，不涉及全景构图，也没有着色。图绘同样采用写实的手法，展现园林实景，建筑带有西方焦点透视的感觉。近实远虚，远山用线条简单勾勒，增加纵深感，尽管只取园林局部但是展现出比较广阔的视野，尽显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画中依然是杳无人迹，没有表现任何园内活动，甚至连白鹤、白鹿这类的动物也不存在，给人一种不可亲近的距离感，体现皇家的威仪。沈喻的画重在强调自然朴实的山水之景，没有传统皇家园林的奢靡气息，和《避暑山庄图》所传达的“崇朴爱物”思想是一致的，意在塑造园主的圣君形象。

乾隆对避暑山庄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即位后重新翻刻《御制避暑山庄诗》并加入自己的诗，虽然版画较康熙版本有差异，但整体图式风格依然沿用旧版。圆明园是后来皇苑图绘的又一热门题材，弘历要求宫廷画师依照《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的样式，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30〕。

清朝统治者通过大量制作此类皇家苑囿图绘，描绘理想的皇苑形象，是帝王绘画审美的集中体现。绘画的形式比文字更易传播，形象更为直观，代表帝王审美标准的皇家苑囿图绘多用来颁赐臣下，达到树立文化典范的目的，是统治者整合文化领域的重要手段。

注释：

〔1〕《避暑山庄图》轴，（清）冷枚作，绢本设色，纵254.8cm，横172.5cm，现藏故宫博物院。

〔2〕康熙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烟波致爽、芝径云堤、无暑清凉、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万壑松风、松鹤清樾、云山胜地、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岭晨霞、锤峰落照、南山积雪、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风泉清听、濠濮间想、天宇咸畅、暖流暄波、泉源石壁、青枫绿屿、莺啭乔木、香远益清、金莲映日、远近泉声、云帆月舫、芳渚临流、云容水态、澄泉绕石、澄波叠翠、石矶观鱼、镜水云岑、双湖夹境、长虹饮练、甫田丛越、水流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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