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身体向来不比男子，而宋代被理学处处禁锢的女性，一是不能出门，且在家劳动量极大，二是营养的缺乏，这样的她们体质很差，在长途跋涉的旅行中，往往未到目的地就扛不住生病，更甚者，在路上一命呜呼。

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的“女性”出行过程中，她们的生命保障是很低的，如前文说到寇准遭谪贬岭南，他的侍妾蒨桃跟随，但后来却出了意外“途经杭州，蒨桃有疾，卒于途”。而苏轼深爱无比，与其在后世传出佳话的“王朝云”也在去惠州的途中“因食蛇肉，呕吐，病数月而死”。

医疗条件的落后，让向南前进的女性们常常因为不适而导致病发身亡。除了疾病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会导致女眷在途中无比危险，那就是“孕妇待产”。因为交通的落后，一旦出行去某地，时间便动辄都在数月以上，甚至数年以上，这其中孕妇女眷就存在“生产”问题。

宋人将“孕妇”称之为“妇人百病莫甚于生产”，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完善的条件下，妇人生产都是一件难事，更何况在“今日不知何地，明日不知何处”的旅途中。

这既是交通效率过慢的无奈，也主要是“官宦家庭”因公升官贬官而转折地区的代价。

听似荒唐，但因为女性生理的复杂以及社会中对“妇科”的轻视，在宋代若是听闻某某某的女眷因在途中不幸身亡或许都不是稀奇事件了。

这种属于女性的“高危性”，也并没有因为女性身份地位的不同而随之减少，例如在宋真宗时期，《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一则这样的故事：“知湖州苏为率官属涉溪，载乐诣道场山祈雨。暮归，舟重而侧，判官刘继能及乐妓二人溺死，余人仅免”。

这里所溺死的“乐妓”并没有因为服务对象的高级而避免风险，而且之所以在众多旅行中，女性占据高的死亡比例，根源还是在于“男尊女卑”，“一夫多妻”下的关联效果。正如前头所讲，宋代男性出行，往往是数倍于他的女性跟随，抛开不发达的医疗水平来说，若是以“翻船”这样的事件来衡量，在场占多数的女性自然遇难率也是最高的。

如此一来形成“闻游色变”的情况便是可以理解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宋代女性就没有办法预防了吗？

其实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中，宋代女性都会发挥自己的智慧避免“疾病或意外”，而当家作主的“男性”，也会尽量地包容女眷以及减少她们的负担。如杨万里在宦游的过程中，就曾以“救妻”为首要目标：“其妻感寒疾，病于宦所.......五易其医，得叶君伟而后愈”。因此杨万里的行为值得点赞，毕竟在宋代，女人的地位极低，比起前途，大多抱有“理想”的男性都会忽视前者，成全自己。

除此之外，还有女性懂得自救，如北宋时一妇人“夫病死，妇因旅资不足，无力葬夫。同舟一富商贪妇美色，借贷于妇办理丧事”。面对生存还有丧夫，妇人聪慧地利用了富商的“爱美之心”借一笔钱，虽然之后少不了别人的流言蜚语，但不至于到头来葬夫不成，自己还亡于非命于途中。

可惜在宋代，夫命难违，纲常更是令人不敢抵御。

女性根本不可能拒绝与夫家、儿子一同搬迁，所以说，一旦出门，女性是在“玩命”都并不为过，暂且不说女性，就连范仲淹、苏轼都是死于途中，可见医疗条件差到一旦出门遭遇不幸就性命不保了。宋代文人的“旅行”之风虽盛行，士大夫为了游玩“博命”也无怨无悔，唯独苦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女性们，生死却不如己愿，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正是她们一生无奈的写照。

宋代女子的“旅行”是枯燥的，她们不比现代女子可以自拍，发表行程。限于社会伦理对她们的约束，她们甚至大字不识，即便是有吟诗的冲动，但却没有吟诗的才华，李清照之流终究是少数。

所以旅行之风盛行的宋代，最尽兴的往往只是那些有才学，有抱负的士子。所幸南宋时期，商业带动的自由旅行激活了女子骨子里的“爱购物”的本性，这也算是她们枯燥命运里的一点幸运了。

参考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续探》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zonghexinwen/2021/0209/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