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正如长冈乡一样，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城市、乡村、机关、部队都建立了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会之下设立卫生小组，负责检查督促本小组卫生工作。家与家、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以至县与县，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之间，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品；落后者批评，限期改正。

1934年3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活动，活动内容涵盖疫区隔离、将疫病患者送隔离所等，强调活动的开展“要注意与防疫联系的几项工作：1、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众的迷信观念，大造谣言，说什么‘天灾人涡’的流行，只有‘诚心拜佛’才得免却，以此破坏防疫工作……2、要广泛深入卫生运动与打破迷信的宣传，把卫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一，并建立最低限度的经常卫生工作。”其中，活动中提出的“掩埋死尸，不要存枢”“吃井水，不吃塘水”等具体要求，就属于破旧俗立新风的举措。1933年秋，毛泽东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井，解决了沙洲坝村群众的吃水问题，从而改变了村民长期饮用脏塘水的旧习惯。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向广大军民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查禁“黄赌毒”树立社会新风

早在苏区创建之前，“黄赌毒”现象在赣南闽西盛行。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争斗，好吸鸦片”。“种鸦片都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罂粟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寻乌县城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00多人。瑞金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查禁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嫖娼和偷盗等等，领导军民开展了一场以禁绝“黄赌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运动。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无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不吃鸦片，不赌博”还被列为入党的5个必备条件之一。1930年2月，赣西南颁布的《土地法》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二号训令《春耕计划》中强调：“要铲尽烟苗……一定要宣传发动群众立刻铲除干净。”“对于煽动群众种鸦片，有意破坏革命的富农，应当严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

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中央苏区一方面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的综合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各地普遍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的工农烟馆，使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比如，红四军采取“偷梁换柱”法在鸦片中掺入黄烟叶，逐渐取而代之。登贤县畚岭乡有一个吸食鸦片近十年的“烟民”谢克昌，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成功戒烟，而且成为禁烟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自己现身说法，鼓励其他“烟民”重新做人。

苏区的各种报刊纷纷开辟专栏，揭露“黄赌毒”行为。如，1932年 3月 25日，《青年实话》发表的《“特别区”的“特别”》，讽刺“于都梓山区团区委以前的书记，对一切工作非常消极，但好像又很忙的样子。后来调查出来，原来他与区政府、区党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别的工作——赌博”。1933年 8月 13日，《红色中华》发表的《样样来得的贪污分子》，揭露永丰县七都工委书记刘彦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妇女、赌钱”。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发表的《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揭露中央总务厅事物股长管永才“生活腐化，嫖老婆至八个之多”。儿童团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瑞金县儿童团自备竹刀下农田，见烟苗就劈铲。兴国县永丰区“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可以说，中央苏区基本上杜绝了“黄赌毒”现象。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盖一经捉获，认为流氓，立即处死，无稍容情，其谁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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