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5月28日，《红色中华》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专门报道：“在兴国，今年一月全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与莳田的妇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这里的比较也是惊人的，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时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还有一百九十四人在学习。”

苏区广大妇女冲破“妇娘学犁，要遭雷劈”等封建礼教的束缚，纷纷下田劳作，成为中央苏区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社论

严禁铺张浪费倡导节俭戒奢

为克服经济困难，支援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浪费运动。针对一些封建习俗引发的铺张浪费现象，苏维埃政府倡导节俭戒奢，对大操大办乔迁、婚礼等坚决予以曝光，并严肃处理参与其中的苏维埃干部。《婚姻条例》也明确规定，男女结婚“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1932年4月6日，《红色中华》曝光了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大操大办乔迁并收受群众财物的行径：“他家由县城对河搬到城里来住，放了很多鞭炮，热闹得很，收了群众的很多贺礼，有送几个毫洋的，有送一二块大洋的，据说收了不少的花边。有人诘问他，为什么收群众的贺礼和花边？主席的回答‘这是他们自己愿意送我的，为什么不收？’”

1933年 1月28日，《红色中华》以《新式的吹鼓手》为题，对瑞金壬田“好阔气”迎亲进行批评：“这娶老婆的，好阔气！首先有吹洋号筒的，又有提尿泡灯的，扛方扇的，挑子孙桶的，抬花轿的。花轿背后又有几个苏维埃政府组织的什么俱乐部的同志，跟着吹吹弹弹唱唱。”并讽刺道：“这样呱呱叫叫的新式吹鼓手陪伴着封建时代的结婚仪式，真美！”同时还以《热闹！区主席的婚礼》为题，曝光了宁都县安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赖进“办婚礼奢侈浪费，收取群众礼物”的典型事件。文章抨击指出：“他结婚的时期，为群众知道了，以为区政府主席要结婚，应该要送礼物热闹热闹，于是就送了鸡呀，鸭呀，果子呀等礼物，非常多，还送有花边七十二块呢。我们这位区政府赖主席，就大设筵席，款宴宾客，酒席二十多席，每次百数人，打了两只大肥猪。”

被曝光的苏维埃领导干部，或被撤职，或被开除，或被监禁。这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群众的节俭戒奢意识，而且让他们深受教育和警示。正如项英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指出的：“对于这种随意浪费，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如若继续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纪律来制裁。”“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开展卫生防疫改善居住环境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积极预防各种疾病，改变群众不讲卫生的习惯。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因，长期以来，赣南闽西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乱扔死家禽”等旧俗恶习，导致传染病时有发生。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号召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对如何开展运动提出了具体办法：“（一）每地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男女大小，有组织的分组，来打扫和清洗房屋及其周围；（二）凡是一些不洁净肮脏东西，将它焚毁干净，一切臭水沟泔汁，要将它清洗干净；（三）用石灰水洒在污秽的地方；（四）一切腐烂的东西不要吃；（五）至于经过战争区域将过去掩埋死尸的地方，用土加盖厚些，未掩埋的腐尸，赶快的掩埋，放过死尸的地方，都用石灰水清洗过；（六）发现瘟疫的地方，病人吃的东西和用的物件，不要共吃共用，将病人很快的送到附近的医院（现在的红军医院）内去。”

1932年5月，中央内务部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将防治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等4种常见病，作为卫生防疫保健工作的重点。针对瘟疫等病流行的严重情况，1933年3月，中央内务部颁布《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医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个个城市做。这卫生运动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同时提出了“七要”的行为规范，即：要通光、要通气、要通水、要煮熟饮食、要除去污秽、要勤灭苍蝇、要隔离病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活动由此深入开展起来。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0/0901/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