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詞中典故，除大量來自詩歌、經籍、史傳之外，甚至還有文學評論的内容。如史浩《驀山溪·次韻貝守柔幽居即事》亦談及：“風勾月引，餘事作詩人，詞歌雪，氣凌雲，寒瘦倫郊島”。蘇軾《祭柳子玉文》曾論中唐詩人“郊寒島瘦，元輕白俗。”(15)(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38—1939頁。這一評價很快被文論家所接受，張表臣在其《珊瑚鉤詩話》中便有引用。再如朱熹《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池凉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换。

上闋寫景抒情，林風、山月、清池凉館，襯托出身心無累的逍遥。下闋轉向論詩，“白俗”、“郊寒”、“少陵殘”分别提到唐代詩人元稹、孟郊、杜甫。朱熹在詞中引用苏轼之語談論自己的詩歌追求，使詞體帶有文學評論的性質，無形之中擴展了詞的表達内容。宋代以後，以詞論詩、以詞論詞的現象時有出現，如元代劉秉忠《南鄉子》(李杜放詩豪)，提到對李、杜詩的評價。到了清代，帶有文論性質的詞作更加多見，如焦袁熹論詞組詞《采桑子·編纂〈樂府妙聲〉競作》五十六首。以詞論詩詞的源頭可追溯到南宋時期的用典。

南宋詞人之所以如此偏愛用典，且典源如此豐富，主要取决於兩個因素：其一是宋代文人普遍具有良好的學術修養，南渡后因文獻散佚，從官府到民間，對文獻更爲重視，詞人們博覽經史，對各種掌故了然於心，填詞時自然可以信手拈來，比如辛棄疾便曾自稱“萬藥難醫書史淫” (《鷓鴣天·不寐》),足見其對詩書史籍的癡愛；另一原因與該時期詞人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意識密切相關。南渡後尤其是孝宗年間，文人填詞不再以花間樽前、淺斟低唱爲主要目的。詞逐漸成爲文人唱和交流以及詞人述懷、説理的重要工具，越來越向詩歌的價值、功能靠近，因此用典、議論等宋詩的顯著特點便逐漸在詞體中突顯出來。

對於南宋詞人大量使用典故的情况，有些詞論家頗有微辭，劉克莊曾言：“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16)(宋)劉克莊：《跋列叔安感秋八詞》，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15年，第5143頁。明代陳霆亦提到“辛稼軒詞，或議其多用事，而欠流便”(17)(明)陳霆：《渚山堂詞話》，《詞話叢編》，第363頁。。的確，辛棄疾雖佳作紛呈，但有些作品用典過於繁複，如《六么令·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吴中》，連用陸機、陸雲、陸龜蒙、陸績、陸抗、陸贄、陸羽七位陸姓者的故事，分别出自《世説新語》、《楊文公談苑》、《三國志》、《晉書》、《舊唐書》等筆記及史料。大量連續用典，不僅使詞作缺少形象與情感，而且也缺乏述懷、説理，通篇給人以堆砌之感。也有詞論家對稼軒用典給予整體上的肯定，如劉熙載《詞概》便稱：“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敻異。”(18)(清)劉熙載：《詞概》，《詞話叢編》，第3693頁。拋開褒貶不論，南宋中期詞人們廣泛運用各種經史典故，既充分體現了這段時間詞體的創作特點，同時又促進了詞體詩化、雅化的進程。

二、 南宋詞人物典故的繁盛與轉移

文學作品中的典故，通常是前人文獻中出現的人物、故事或語句。就宋詞而言，所用典故十分多樣，主要有文學典故(詩文名句等)、文化典故(宗教、民俗等)、人物典故、事物典故、歷史事件典故等，抒情婉約詞中的用典量明顯要少於述懷、言志、説理之類的作品。從兩宋詞用典狀况來看，北宋以文學典故和人物典故最爲突出，其中文學典故多以詩、文爲主；人物典故中，劉郎、陶潜、潘安、司馬相如、卓文君、壽陽公主等形象較爲常見。其中“劉郎”使用頻率最高，有50餘次，大多數出自劉晨遇仙之事，含浪漫多情之意。如宋祁《鷓鴣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蘇軾《减字木蘭花》“天臺舊路。應恨劉郎來又去”、《踏青遊》“任劉郎、目斷蓬山難到”，張景修《虞美人》“應怪劉郎迷路、又重來”，晁端禮《虞美人》“劉郎惆悵武陵迷”、《鷓鴣天》“不封虢國並秦國，應嫁劉郎與阮郎”，鄭僅《調笑轉踏》“劉郎迷路香風遠。誤到蓬萊仙館”等。此外，“周瑜”(周郎)也屢見於北宋詞中，然而除了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是雄姿英發的英雄外，其他作品中基本用的是“曲有誤，周郎顧”之典，如賀鑄《訴衷情》(又名《試周郎》)：“弄絲調管，時誤新聲，翻試周郎。”綜觀北宋人物典故，大多屬於多情陰柔的類型，比較符合豔情本色的格調。

文章来源：《明日风尚·远方的家》 网址: http://www.mrfszzs.cn/qikandaodu/2021/0424/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