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詞壇創作，無論主題内容還是藝術風格都極爲豐富。對比兩宋詞人用典，可以看出南宋時期有兩個突出特徵：一是典故的内容及來源極爲豐富，除了傳統詩、文外，經傳、史書、諸子、筆記，無所不包；二是人物典故最多且類型複雜，從歷史人物到文學形象再到神話傳説，各種形象皆被詞人援引過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心態。整體來看，蘇軾開創的“以詩爲詞”，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實行。除了文體形式的固定差異外，詩、詞在内容、藝術手法上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述懷、説理、酬贈唱和等極具詩歌特點的作品在詞壇上大量呈現；議論、用典這兩個宋詩的典型特徵也滲透在詞體創作中。

綜觀南渡後詞壇，各種主題、各種風格的作品互爲交織，呈現出蓬勃繁榮的創作態勢，但也體現出一定的創作規律：就主題而言，在整體格調偏於婉約的詞人筆下，咏物詞創作相對數量更多、内容更爲豐富，趙長卿、姜夔、王十朋爲代表；對於風格開闊的詞人來説，酬贈之作以及述懷、説理詞更加突出，辛棄疾、張孝祥、陳亮、韓元吉皆爲代表。從藝術手法來看，用典在兩類詞人中都比較普遍，相比之下，豪放詞人的典故類型更爲多樣；以才學入詞、以議論入詞，主要體現在後一類詞人作品中。在這種以詩爲詞的背景下，南宋詞人普遍借用典故來抒發個人獨特的情感經歷及人生感受，一方面可以使作品所傳達、藴含的意趣更加豐富、高雅、深刻，另一方面又會使詞偏離社會大衆的審美愛好，導致其娱樂功能及傳播範圍因小衆化而逐漸走向萎縮。尤其是大量生僻典故的使用，在擴充詞體表現内容的同時，也削弱了詞的形象化與審美感受。南宋詞之所以在感染力上比北宋低，與議論、典故的大量使用有著密切關係。

用典即“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1)(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5頁。，其益處在於用極簡的言詞來闡明複雜深遠的寓意，因而成爲詩歌創作最常用的一種修辭手法，尤其被視爲宋詩典型特色。關於詞中用典，宋人已有關注，張炎《詞源》稱：“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宫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緑。’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2)(宋)張炎：《詞源》，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61頁。張炎所謂的“用事”即用典，並强調詞中用典“最難”。綜觀詞體發展，從中唐初創到五代時期本色確立，用典在詞作中並不突出。入宋以來，尤其北宋中葉，隨著詞壇興盛，詞人用典明顯增多，蘇軾詞中用典數量和來源十分豐富。徽宗時期，“清真詞多用唐人詩語，檃栝入律，渾然天成”(3)(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8頁。，把詞中用典推向了一個新高度。整體上看，北宋詞人用典已呈現類型化傾向，比如咏梅詞中常出現壽陽公主及“梅妝”；提起男性情人，慣用劉晨(劉郎)、潘安(潘郎、檀郎)指代。整體來看，北宋詞延承五代風習，多用於樽前娱樂，以抒發男女之情、感時傷懷爲主要内容，因此所用典故相對通俗常見，與多情柔婉的意境融爲一體，自然貼切，不著痕迹。南渡後，隨著世風與詞風突變，詞的内容、格局發生很大變化，用典也呈現擴大化與多樣化的趨勢，各種題材、各種形式的典故皆可入詞，甚至同一首詞中連續用典，大量運用生僻典故的現象也經常出現。自南渡至辛棄疾謝世，可以説是南宋詞風形成並確立的重要階段，通過詞人筆下使事用典的變化，可以看出南宋詞壇創作的新風尚。一、 南渡後詞壇用典的擴展與深化詞作爲隋唐時期産生的一種音樂娱樂文學，在宋代達到高峰，並沿文體自身規律不斷發展。詞至蘇軾手中，出現以詩爲詞的傾向。南渡之後，社會政治的突變帶來了文人心態及創作的改變。高宗樂禁，使得詞體娱樂功能受到抑制，加快了雅化、案頭化進程。儘管紹興中葉後詞壇重新復蘇並在乾、淳時期再度繁榮，但創作風尚已與北宋明顯不同，以詩爲詞愈加明顯。即便豔情這種最具通俗性和娱樂性的傳統主題，在詞人筆下也時常與各類典故相結合，呈現幾分典雅色彩，例如張孝祥《浣溪沙》：絶代佳人淑且真。雪爲肌骨月爲神。燭前花底不勝春。 倚竹袖長寒卷翠，凌波襪小暗生塵。十分京洛舊家人。起句“絶代佳人”，出自《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歌》中“絶代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雪爲肌骨”，出自《莊子·逍遥遊》中“肌膚若冰雪”的邈姑射神人。下闋“倚竹袖長寒卷翠”由杜甫《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换化而來；“凌波襪小暗生塵”出自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一首看似平常的豔情小令，連引四則與美人相關的典故，不僅出自詩、賦，且有子、史之典。整體來看，南宋詞明顯具有詩歌化傾向，所用典故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内容類型上都遠超北宋。張炎指出“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4)(宋)張炎：《詞源》，《詞話叢編》，第267頁。清代田同之亦提出：“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脱香奩，仍存詩意。”(5)(清)田同之：《西圃詞説》，《詞話叢編》，第1452頁。清人謝章鋌曾評價姜夔：“讀其説詩諸則,有與長短句相通者。”(6)(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第3478頁。除辛、姜外，曹冠、李處全、京鏜、王炎、陳三聘、趙師俠、陳亮、張鎡、汪莘等衆多南宋文人，自覺不自覺地把詩歌的意趣、筆法引入詞中，使“以詩爲詞”得到了充分實施，其中用典是最爲顯著的表現。就南宋詞人用典而言，辛棄疾最爲突出，其詞現存629首，據統計，“稼軒詞中用典668處，能確定出處的有579處，出自110種作品或書籍。”(7)陳學祖：《典故内涵之重新審視與稼軒用典之量化分析》，《柳州師專學報》，2000年第9期，第18頁。更有一種廣義統計，認爲稼軒詞共用典2184處，出自經、史、子、集各部，分别爲145、500、308、1231處。(8)張宇：《稼軒詞用典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第6頁。清人吴衡照曾明確指出其典源的豐富性:“辛稼軒别開天地,橫絶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説》、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9)(清)吴衡照：《蓮子居詞話》，《詞話叢編》，第2408頁。關於稼軒詞中大量用典的現象，宋代劉辰翁還以蘇軾爲參照，他在《辛稼軒詞序》指出：“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及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卮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10)金啓華、張惠民等：《唐宋詞集序跋彙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3—174頁。蘇辛時常被並舉，蘇軾詞中用典亦十分突出，經史子集兼而有之。但劉氏認爲蘇軾詞别具一格，具有詩文特徵，但在稼軒之前，還没有人在填詞時達到各種典籍隨意運用的地步，即便使用，也會遭人嘲笑。的確，蘇軾作爲北宋存詞最多，用典最豐者，但其以詩爲詞的革新在當時並没有得到高度認可，李清照批評其詞爲“句讀不葺之詩”(11)(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綜觀南宋詞壇，不僅辛棄疾大量用典，其他詞人筆下典故數量也很可觀，來源亦很豐富。如張孝祥《浣溪沙·坐上十八客》(同是瀛洲册府仙)一闋，從題序可見有十八位客人，詞中“只今聊結社中蓮”、“唤起封姨清晚景”，分别用晉代廬山東林寺高僧慧遠與十八賢人結社，及唐代穀神子(鄭還古)《博異志·崔元微》中風神“封十八姨”的典故，緊緊圍繞座中人數，饒有意趣。再如毛幵《樵隱詩餘》一卷，現存詞42首，其中不少典故出自史籍。其《念奴嬌·次韻寄陸務觀、韓無咎》，起句“少年奇志，笑功名畫虎，文章刻鵠”，句中“畫虎”、“刻鵠”指效仿前賢，皆出自《後漢書·馬援傳》。《滿江紅·送施德初》“誰不羨、伏蒲忠鯁，演綸詞筆”中，“伏蒲”指犯顔直諫，出自《漢書·史丹傳》；“忠鯁”指忠直不撓，見於《晉書·劉頌傳論》。南宋，尤其是孝宗中興時期，詞中所用史料典故十分突出，究其原因，當與該時期文人對家國、政治的高度關注密不可分。王質《笛家弄·水際閑行》中寫到：“凌亂敗荷，既似沙莞，又如淝水。顛倒旌旗都靡。餘花欹謝，又似烏江，騅兮不逝。虞兮奈爾。凋柳蕭騷，又如軹道，故老何顔對。因緣斷。時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 水邊閑行，映入眼簾的敗荷、餘花、凋柳，由此聯想到了淝水、烏江、軹道：淝水之戰是東晉著名以少勝多、抗擊北方的戰役；烏江則是西楚霸王項羽戰敗後自刎之地；軹道，本爲長安亭名，庾信《哀江南賦》有“是知併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灾”，借指亡國投降。詞人從水邊蕭颯的自然景物聯想到歷代戰争及家國命運，由三則典故引發出因緣了斷、時節轉换的深沉感嘆。姚述堯《簫臺公餘詞》一卷，存詞68首，其中11首作品自注典源，涉及杜甫詩、張商英詩、友人石敦夫句、以及《夢溪筆談》、《類説》、黄庭堅《南昌集》等。其《臨江仙·呈湘川使君丁郎中仲京》一闋，連注5則典故出處：“佳節喜逢長久日”一句，詞人注爲“魏文帝《與鍾繇書》曰：九月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霜清天宇絶纖埃”一句，詞人注“老杜《九日》詩云：‘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霧披。’”“遥憐巴嶺月”，注“嚴武有《九日巴嶺答杜二見憶》詩云：‘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擬上曲江臺”，注“老杜有《九日曲江》詩云：‘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懷縣從容留客宴”，詞人注“見老杜《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詩”。如此精心自作箋注，標明典源，足見詞人賦詞目的並不是爲了娱樂演唱，而是帶有展示才學的意味。當然，北宋詞人亦不乏用典，但由於花間樽前、演唱娱樂的詞體性質仍占主導，因而所用典故相對通俗、淺易。相比之下，南宋詞中出現許多較爲生僻的典故，比如陸遊《桃源憶故人》：“一彈指頃浮生過。墮甑元知當破。……脱盡利名韁鎖。世界元來大。”該詞充滿哲理，其中“墮甑”出自《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12)(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229頁。甕甑摔碎，無法挽回，能够從容面對損失，方是智者風範。陸遊借孟敏墮甑之典來表現灑脱大度的人生態度。沈瀛《减字木蘭花》有組詞“竹齋侑酒辭”16首，侑酒辭本爲酒筵勸酒佐歡之語，然該組詞卻典故頻出，不僅有彭祖、壽陽公主、離騷等常見之典，甚至還出現“壑穀吾公”、“卜晝三杯”等《左傳》中語。前者見於《襄公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穀。’”(13)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18頁。後者見《莊公二十二年》，齊桓公到敬仲家飲酒，由於開心，天黑要點燈繼續喝。敬仲婉言勸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14)《春秋左傳正義》，第268頁。皆與暢飲有關。《左傳》在唐代被列爲“儒家九經”之一，沈瀛把儒經中的飲酒故事用入侑酒詞中，用事雖然“著題”，但實在算不上“融化不澀”。這種引經據典的侑酒詞，儘管不失其娱樂目的，卻很難被市井大衆所接受。從詞體發展角度來看，文人在詞中大量運用經、史典故，充分説明詞的適用範圍已經開始從大衆娱樂向文人雅士的圈子中退縮。這種創作傾向的出現，必然帶來詞體傳播的萎縮與衰落。南宋詞中典故，除大量來自詩歌、經籍、史傳之外，甚至還有文學評論的内容。如史浩《驀山溪·次韻貝守柔幽居即事》亦談及：“風勾月引，餘事作詩人，詞歌雪，氣凌雲，寒瘦倫郊島”。蘇軾《祭柳子玉文》曾論中唐詩人“郊寒島瘦，元輕白俗。”(15)(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38—1939頁。這一評價很快被文論家所接受，張表臣在其《珊瑚鉤詩話》中便有引用。再如朱熹《西江月》：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池凉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换。上闋寫景抒情，林風、山月、清池凉館，襯托出身心無累的逍遥。下闋轉向論詩，“白俗”、“郊寒”、“少陵殘”分别提到唐代詩人元稹、孟郊、杜甫。朱熹在詞中引用苏轼之語談論自己的詩歌追求，使詞體帶有文學評論的性質，無形之中擴展了詞的表達内容。宋代以後，以詞論詩、以詞論詞的現象時有出現，如元代劉秉忠《南鄉子》(李杜放詩豪)，提到對李、杜詩的評價。到了清代，帶有文論性質的詞作更加多見，如焦袁熹論詞組詞《采桑子·編纂〈樂府妙聲〉競作》五十六首。以詞論詩詞的源頭可追溯到南宋時期的用典。南宋詞人之所以如此偏愛用典，且典源如此豐富，主要取决於兩個因素：其一是宋代文人普遍具有良好的學術修養，南渡后因文獻散佚，從官府到民間，對文獻更爲重視，詞人們博覽經史，對各種掌故了然於心，填詞時自然可以信手拈來，比如辛棄疾便曾自稱“萬藥難醫書史淫” (《鷓鴣天·不寐》),足見其對詩書史籍的癡愛；另一原因與該時期詞人的創作態度和創作意識密切相關。南渡後尤其是孝宗年間，文人填詞不再以花間樽前、淺斟低唱爲主要目的。詞逐漸成爲文人唱和交流以及詞人述懷、説理的重要工具，越來越向詩歌的價值、功能靠近，因此用典、議論等宋詩的顯著特點便逐漸在詞體中突顯出來。對於南宋詞人大量使用典故的情况，有些詞論家頗有微辭，劉克莊曾言：“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16)(宋)劉克莊：《跋列叔安感秋八詞》，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15年，第5143頁。明代陳霆亦提到“辛稼軒詞，或議其多用事，而欠流便”(17)(明)陳霆：《渚山堂詞話》，《詞話叢編》，第363頁。。的確，辛棄疾雖佳作紛呈，但有些作品用典過於繁複，如《六么令·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吴中》，連用陸機、陸雲、陸龜蒙、陸績、陸抗、陸贄、陸羽七位陸姓者的故事，分别出自《世説新語》、《楊文公談苑》、《三國志》、《晉書》、《舊唐書》等筆記及史料。大量連續用典，不僅使詞作缺少形象與情感，而且也缺乏述懷、説理，通篇給人以堆砌之感。也有詞論家對稼軒用典給予整體上的肯定，如劉熙載《詞概》便稱：“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敻異。”(18)(清)劉熙載：《詞概》，《詞話叢編》，第3693頁。拋開褒貶不論，南宋中期詞人們廣泛運用各種經史典故，既充分體現了這段時間詞體的創作特點，同時又促進了詞體詩化、雅化的進程。二、 南宋詞人物典故的繁盛與轉移文學作品中的典故，通常是前人文獻中出現的人物、故事或語句。就宋詞而言，所用典故十分多樣，主要有文學典故(詩文名句等)、文化典故(宗教、民俗等)、人物典故、事物典故、歷史事件典故等，抒情婉約詞中的用典量明顯要少於述懷、言志、説理之類的作品。從兩宋詞用典狀况來看，北宋以文學典故和人物典故最爲突出，其中文學典故多以詩、文爲主；人物典故中，劉郎、陶潜、潘安、司馬相如、卓文君、壽陽公主等形象較爲常見。其中“劉郎”使用頻率最高，有50餘次，大多數出自劉晨遇仙之事，含浪漫多情之意。如宋祁《鷓鴣天》“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蘇軾《减字木蘭花》“天臺舊路。應恨劉郎來又去”、《踏青遊》“任劉郎、目斷蓬山難到”，張景修《虞美人》“應怪劉郎迷路、又重來”，晁端禮《虞美人》“劉郎惆悵武陵迷”、《鷓鴣天》“不封虢國並秦國，應嫁劉郎與阮郎”，鄭僅《調笑轉踏》“劉郎迷路香風遠。誤到蓬萊仙館”等。此外，“周瑜”(周郎)也屢見於北宋詞中，然而除了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是雄姿英發的英雄外，其他作品中基本用的是“曲有誤，周郎顧”之典，如賀鑄《訴衷情》(又名《試周郎》)：“弄絲調管，時誤新聲，翻試周郎。”綜觀北宋人物典故，大多屬於多情陰柔的類型，比較符合豔情本色的格調。紹興中葉以後，詞中人物典故大量增加，形象更多樣：孔丘、莊周、長沮、桀溺、盗蹠、范蠡、廉頗、李廣、班超、曹操、孫權、諸葛亮、陶潜、李白、王維、白居易、林逋、蘇軾、女媧、洛神、武則天等，無論帝王、聖賢，還是神仙、盗賊，各種身份各種類型的人物無不具備。劉郎、潘郎、文君、壽陽公主等北宋詞中的主要人物典故依然存在，但相對有些弱化，比如劉郎一典，雖然使用頻率仍較高，但劉晨遇仙、男性情人的意象有所减退，五分之二轉爲劉禹錫“前度劉郎”之典，如曹冠《水調歌頭》“前度劉郎詩句，只咏丹青摹寫，佳境未親逢”，韓元吉《江神子》“十年此地看花時。醉題詩。夜彈棋。湖海相逢，曾共惜芳菲。前度劉郎今度客，嗟老矣，鬢成絲”，辛棄疾《賀新郎》“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李廷忠《沁園春》“幕府增輝，前度劉郎，又還到來”等。還有些“劉郎”則指的是劉秀、劉備、劉裕等歷史英雄人物，如李綱《水龍吟·光武戰昆陽》“豁達劉郎大度。對勁敵、安恬無懼”(劉秀)，王千秋《賀新郎·石城吊古》“要約劉郎銅雀醉，底事遽争荆楚”(劉備)，辛棄疾《水龍吟》“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劉裕)等。南宋詞人筆下，“劉郎”這一典故所指代的浪漫多情色彩明顯削减，豪壯之意大爲增加。人物典故之所以在南宋前中期變得豐富，與詞體詩歌化的發展方向是同步一體的。南渡之後，詞不斷向詩靠近，内容不斷擴展。然而詞作爲形式固定的特殊詩體，在詞調限制下，字數、句子長短都有嚴格規定，小令、中調不過90個字，最長的詞調《鶯啼序》也僅240字。在有限的篇幅中想要表達豐富的思想内容，用典是一個重要手段。與文學典故相比，人物典故往往更直接明瞭，也更濃縮簡短。典故中的人物之所以能在歷史長河中沉澱下來，其本身通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質，或者與典型性的事件緊密相連，因此一提及這些人物，人們便會聯繫到他們所體現的特質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比如提到屈原，人們馬上能聯想到忠貞愛國，懷才不遇；提到陶淵明，就會聯想到高潔隱逸；提到荆軻，便會與“壯士一去不復返”聯繫起來。辛棄疾是宋代詞壇上用典最突出的詞人，他非常擅於運用人物典故，孫權、劉裕、謝安、李廣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在其詞中多有出現，此外，各種身份、氣質的人物在其筆下紛紛登場。據統計稼軒詞中典故“涉及的主要人物共766人次，總計371人。能判定人物類型的共有637處,其中美女34處、文人(詩人)84處、隱士54處、名相 (臣)76處、英雄(名將、勇士、義士、俠士)126處、名士199處,其餘64處。”(19)陳學祖：《典故内涵之重新審視與稼軒用典之量化分析》，《柳州師專學報》，2000年第9期，第19頁。在衆多的歷史人物中，辛棄疾總能選擇最契合的典故意象來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卜算子》提到“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爲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 飛將軍李廣是漢代著名將領，英武善射，屢建戰功，甚至被俘後還能奪下敵兵戰馬重新回歸。李廣雖驍勇善戰深受軍民愛戴，但最終因迷路未能追上匈奴而自殺。其堂弟李蔡，才能平庸、人品中下，卻被封侯封相。稼軒在詞中用李廣、李蔡兄弟之典，借二人境遇對比來抨擊當權者的不公，以此抒發内心的强烈不滿。稼軒另一首《卜算子·飲酒敗德》上闋：“盗蹠儻名丘，孔子還名蹠。蹠聖丘愚直至今，美惡無真實。”典故出自《莊子·盗蹠》，詞人以盗蹠與孔子名字互换爲假設，來探討美、惡標準及其真實性，進而引申出“簡册寫虚名”，用略帶虚無的態度對不辨賢愚的社會給予否定與抨擊。稼軒《滿江紅·送徐换斡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侍郎帥閩》寫到：“絶代佳人，曾一笑、傾城傾國。休更嘆、舊時清鏡，而今華髮。明日伏波堂上客，老當益壯翁應説。恨苦遭、鄧禹笑人來，長寂寂。”“絶代佳人”“傾國傾城”乃詩詞常見之典，出自《漢書·外戚列傳》對李夫人的描寫。然而詞人重點是以佳人引出“伏波”將軍，即東漢大將馬援。《後漢書·馬援傳》稱“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稼軒以馬援爲典，一來突出了“老當益壯”的精神，二來對應閩帥馬叔會侍郎之姓。鄧禹，亦爲東漢開國名將，拜大司徒時僅24歲，可謂少壯有成。詞人以馬援、鄧禹相比，懷才不遇、時不待我之心顯然可見。稼軒筆下的人物典故，絶大多數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形象，如《念奴嬌·雙陸和坐客韻》寫到：“武媚宫中，韋娘局上，休把興亡記。布衣百萬，看君一笑沈醉。”借武則天與韋皇后這兩位女子，一個臨朝稱帝一個作亂被殺的不同命運，來説明“堪笑千古争心，等閑一勝，拚了光陰費”的人生道理。總體來看，稼軒詞中大量的人物典故以英雄、名士居多，大都與歷史政治事件密切相關，充分展現出詞人的闊達胸懷、愛國情懷以及失意後的自我安慰。如果説婉約詞中的人物典故類型相對單一、淺顯的話，那麽到了南宋，這一傳統被打破。姜夔詞屬婉約清雅一類，用典頗多，人物之典亦不少見。例如《齊天樂》中“庾郎先自吟愁賦”，以庾信賦愁奠定了全詞基調。《永遇樂·雲鬲迷樓》中“前身諸葛,來遊此地,數語便酬三顧”,用諸葛亮來比辛稼軒,充分表達了對友人的欣賞與期盼。《疏影》中“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舊北”，把王昭君與梅花融爲一體,賦予梅花高潔幽獨的品格和不忘故國的情感。《暗香》中“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借何遜抒發年歲已老、功業無成的感傷。整體來看，姜夔詞中的人物典故雖然基本屬於陰柔的氣質類型，但與傳統婉約詞中人物典故相比，顯得雅致不俗，意韻也更爲深刻。除了辛棄疾、姜夔這兩位詞壇巨匠之外，還有大批南宋詞人借助人物之典，或抒情達意，或烘托情調，甚至帶有文人遊戲性質。廖行之《水調歌頭·壽歐陽景明》下闋：“記當年，蓂兩莢，應熊羆。男兒壯志，端在伊傅與皋夔。况是從容書史，養就經綸功業，早晚帝王師。但了公家事，方與赤松期。”詞中除“蓂莢”、“熊羆”二典外，還涉及伊、傅、皋、夔、赤松這五個形象。伊尹、傅説皆爲商代賢相；皋陶、夔分别爲虞舜時期的刑官與樂官，常借指賢臣；赤松子，指功成隱退之人，《淮南子·齊俗》、劉向《列仙傳》等皆有載。詞人在這首壽詞中借伊、傅、皋、夔來讚美壽主歐陽景明的經綸功業，同時又借赤松子來表達功遂身退的高潔與逍遥。吴鎰《水調歌頭·柳州北湖》是一首浪漫的寫景之作，上闋集中描繪北湖勝景，下闋寫到“子韓子，叫虞帝，傲祝融。禦風凌霧來去，邂逅此從容。欲問騎驎何處，試舉叉魚故事，驚起碧潭龍。乞我飛霞佩，從子廣寒宫。”詞人轉片時一口氣列舉了韓子、舜帝、祝融三個形象，然結合全詞品味，詞人並未强調這三人的文化含義，只是借他們來渲染一種浪漫超凡的藝術境界。吕勝己《臨江仙》(忽憶裴公臺上去)序曰“同王、侯二公登裴公亭”，詞中有“愛竹子猷參杖履，能詩侯喜同登”。裴公臺原名楚秀亭，在潭州西，唐朝裴休鎮守長沙時所建。詞人與王姓、侯姓友人登臺暢遊，便以東晉名士王子猷、中唐詩人侯喜爲典，點名友人姓氏，頗具文字遊戲的性質。沈瀛有《减字木蘭花》三首，分别爲《貪》(貪而忘止)，《嗔》(人無常止)，《癡》(心如皎止)，皆闡述佛理之作。“貪嗔癡”在佛教中亦稱“三垢”、“三火”，被視作人類諸多煩惱中的“根本煩惱”(20)丁福保：《中國佛教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頁。。沈瀛並没有生硬宣講佛理，而是借助大量人物典故加以説明。如論“貪”這首詞中，詞人提到“一逐貪風，恨不當初嫁鄧通”，《史記·佞幸列傳》載漢文帝寵臣鄧通，被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21)(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92頁。。“若使兼何”，用《宋書》中外戚徐湛之侈縱奢華之典。安成公何勖，臨汝公孟靈休，“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餙’，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22)(南朝)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44—1845頁。。鄧通多金，徐湛之奢侈，然最終或不名一文，或死於非命。詞人以二人爲例來説明金錢再多、食物再奢，最終也未必有善果。論“嗔”一詞亦連續用典，“駡座灌夫”出自《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使酒駡田蚡而被誅族；“夫子雍容語不多”出自《史記·孔子世家》，對於司馬桓魃的加害，孔子説“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詞人用灌夫使酒駡座終被誅與孔子坦然從容避禍進行對比，對消除嗔怨，明達、從容的處世態度給予肯定。論“癡”中，則以顧愷之與隨何這兩個人物爲典。《晉書·文苑傳》稱“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然而癡絶之人難免短命。《史記》中隨何能言善辯、靈活機變，得到擢賞。沈瀛圍繞著貪、嗔、癡，用頗具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來告誡人們遠離貪欲，消除怨忿，避免心智迷暗，以免“食籍名中猶折壽”，“他日陰司罪過多”。三、 陶潜、李白、蘇軾意象在南宋中興詞壇的彰顯在南宋紛繁衆多的人物典故中，有三個人物意象最爲突出，分别是陶潜、李白與蘇軾。從某個角度來説，這三人體現了南宋文人的理想追求與審美風尚。中唐以來，陶潜受到士人推崇，兩宋詞中亦不少見。據統計，在宋詞中興的乾、淳時期，詞中直接以陶潜的各種稱謂，如：淵明、靖節、元亮、彭澤、陶縣令等形式出現的約85次，而整個北宋僅有50次左右。此外，還有不少詞人以歸去來兮、采菊、飲酒等方式間接借用陶潜這一文化意象。以辛棄疾爲例，其涉及陶淵明的詞作有34首，既有《念奴嬌》“須信采菊東籬，高情於載，只有陶彭澤”、《水調歌頭·再用韻答李子永》“我愧淵明久矣，獨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洞仙歌·訪泉於奇師村，得周氏泉，爲賦》“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水調歌頭·再用韻呈南澗》“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這種直接用典，也有《行香子》“歸去來兮，行樂休遲”這樣的間接表達。乾、淳時期文人詞中李白的形象也比較集中，約出現50次。其指稱主要有謫仙、太白、李白等，其中“謫仙”使用頻率最高，有36次。例如倪偁《南歌子》“更有謫仙奇句、鬥清寒”，以及《减字木蘭花》“咏謫仙詩。醉裏騎鯨也大奇”；韓元吉《念奴嬌》“枚乘聲名，謫仙風韻，更賦長相憶”，劉望之《水調歌頭》“謫仙人，解金龜，换美酒”，耿時舉《滿江紅·中秋泛月太湖》“問月杯空，謫仙去、無人重舉”等。在這些詞人筆下，既有對李白才情的讚美，也有對其狂放灑脱人格的欣賞。除陶潜、李白這兩位古代文人外，北宋蘇軾也是南宋文人時常提及的對象。在乾、淳詞人作品中，“東坡”二字出現頻率很高。一種是作爲人物典故見於詞中，例如曹冠《惜芳菲·述懷》“我生嗟在東坡後”，甄龍友《霜天曉角·題赤壁》“峨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著不得”等，共計25次。另一種是作爲次韻、追和的對象出現在詞序中，例如樓鈅《醉翁操·和東坡韻咏風琴》、辛棄疾《念奴嬌·用東坡赤壁韻》等，有13次。值得一提的是，該時期還出現了以東坡命名的詞調《東坡引》，共10首。《東坡引》這一詞調，在現存北宋及南宋早期詞中並未曾見，南宋中期有6人作《東坡引》：曹冠、袁去華、趙長卿、楊冠卿各1首，辛棄疾、趙師俠各3首。這10首《東坡引》皆爲雙調，但句式、字數各有不同：曹冠、袁去華之作上闋四句四仄韻，下片五句四仄韻，然曹詞48字，袁詞49字；趙師俠三首皆雙調53字，句式與曹、袁相近，但下片尾句重疊；楊冠卿、趙長卿、辛棄疾爲雙調58字，上下片尾句相疊，然而楊、趙二詞與辛詞下片前兩句句式不盡相同。這10首詞中，有兩首可明確繫年：趙師俠(飛花紅不聚)題序爲“癸巳豫章”，可見作於乾道九年(1173)，雖然所咏並非楊花，但内容基本是從蘇軾《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换化而來；楊冠卿序曰“歲癸丑季秋二十六日”，即作於光宗紹熙四年(1193)。由此可見，《東坡引》這一詞調在光宗之前字數、句式未徹底定型，當屬初創階段，因而可以推斷《東坡引》大致産生於孝宗早期。南渡之後，詞人創調遠少於北宋，卻公然以“東坡”來名調，且詞作直接由東坡名作轉化而來，足可見蘇軾對南宋詞人的深遠影響。陶潜、李白、蘇軾這三個人物，不僅廣泛被詞人引用，並且有時並列出現，比如汪莘《沁園春·自題方壺》“嘆謫仙才氣，飛揚跋扈，淵明何事，慷慨欷歔”，遊次公《滿江紅·丹青閣》“恨謫仙、蘇二不曾來，無人説”，趙長卿《水調歌頭·賞月》“唤醒謫仙、蘇二，何事常愁客少”等。這三位人物，分别是東晉、唐代、宋代的文人代表。尤其躬耕隱居，不爲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更是封建士人理想人格的典型凝聚。吕勝己在《虞美人》一詞中寫到：“人人愛道休官去。總是閑言語。古今文士與賢才。爲甚獨高陶令、賦歸來。”指出陶淵明之所以被古今文人賢士推崇的主要原因：歷來人們總把辭官挂在嘴上，陶淵明則是真正付諸於行動。蘇軾對陶潜也極爲推崇、喜愛，不僅檃栝了《歸去來兮辭》，而且多次借用陶潜之典，甚至把陶淵明視爲自己的前生，公然在《江神子》中稱：“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蘇軾可以説是宋詞陶潜意象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南宋詞人對陶潜欣賞傚倣的同時，也同樣表現出蘇軾的敬仰。蘇軾作爲一個文才與人格都極富魅力的官僚士大夫，北宋末期受到元祐黨禍影響，遭到打壓、封鎖。然而南渡之後，隨著黨禁的開放及高宗的推崇，蘇軾的人格魅力和藝術魅力再次得到釋放。“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23)(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00頁。。到了乾、淳時期，“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24)(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3頁。崇蘇熱徹底傳播開來，蘇軾自然而然成爲詞人傚倣的重要對象。在衆多成就斐然、性格命運各異的文人中，陶淵明、李白、蘇軾成爲中興詞壇上出現頻率最高的三位，充分説明這三人的才情氣質、生活態度最受這一時期士人的追捧和肯定。從表層來看，這三人各具特色：陶淵明淡泊寧静、超塵脱俗；李白狂放灑脱、豪情俊逸；東坡通脱洞明、樂觀曠達。然而從深層分析，自然率真、任性獨立、不媚世俗是三人共同的精神内核。陶潜、李白、蘇軾這三個人物形象在詞作中的突顯，從另一個角度也説明了該時期詞壇的文人化、雅化傾向。南宋詞壇創作，無論主題内容還是藝術風格都極爲豐富。對比兩宋詞人用典，可以看出南宋時期有兩個突出特徵：一是典故的内容及來源極爲豐富，除了傳統詩、文外，經傳、史書、諸子、筆記，無所不包；二是人物典故最多且類型複雜，從歷史人物到文學形象再到神話傳説，各種形象皆被詞人援引過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心態。整體來看，蘇軾開創的“以詩爲詞”，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實行。除了文體形式的固定差異外，詩、詞在内容、藝術手法上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述懷、説理、酬贈唱和等極具詩歌特點的作品在詞壇上大量呈現；議論、用典這兩個宋詩的典型特徵也滲透在詞體創作中。綜觀南渡後詞壇，各種主題、各種風格的作品互爲交織，呈現出蓬勃繁榮的創作態勢，但也體現出一定的創作規律：就主題而言，在整體格調偏於婉約的詞人筆下，咏物詞創作相對數量更多、内容更爲豐富，趙長卿、姜夔、王十朋爲代表；對於風格開闊的詞人來説，酬贈之作以及述懷、説理詞更加突出，辛棄疾、張孝祥、陳亮、韓元吉皆爲代表。從藝術手法來看，用典在兩類詞人中都比較普遍，相比之下，豪放詞人的典故類型更爲多樣；以才學入詞、以議論入詞，主要體現在後一類詞人作品中。在這種以詩爲詞的背景下，南宋詞人普遍借用典故來抒發個人獨特的情感經歷及人生感受，一方面可以使作品所傳達、藴含的意趣更加豐富、高雅、深刻，另一方面又會使詞偏離社會大衆的審美愛好，導致其娱樂功能及傳播範圍因小衆化而逐漸走向萎縮。尤其是大量生僻典故的使用，在擴充詞體表現内容的同時，也削弱了詞的形象化與審美感受。南宋詞之所以在感染力上比北宋低，與議論、典故的大量使用有著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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